袁仁斌教授：ADT护航前列腺癌全程管理，“剂型迭代”助力疗效体验双优

当前，前列腺癌发病率持续上升这一全球性趋势，背后既有社会老龄化、生活方式西化等因素，也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筛查的普及使得更多早期病例被检出有关。在治疗策略上，一个核心的生物学认知是：前列腺癌是一种雄激素依赖性的恶性肿瘤。因此，ADT，即常说的“去势治疗”，构成了从早期到晚期、贯穿疾病全程的基石。《前列腺癌药物去势治疗随访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精准地提炼了ADT管理的五个关键节点，包括新辅助治疗阶段、高危前列腺癌起始辅助治疗6个月内、生化复发阶段、新诊断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初始药物治疗后前6个月，以及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阶段，这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指导¹。

尽管ADT疗效显著，但单药治疗存在局限性，即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耐药，导致疾病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这是治疗中的主要挑战和转折点。为了克服这一瓶颈，当前的诊疗现状已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作战”。大量高级别临床研究证实，ADT联合新型内分泌药物（如阿比特龙、恩扎卢胺）或化疗（如多西他赛）等，能够实现“1+1>2”的协同疗效，显著延长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并推迟进入CRPC阶段的时间，这标志着前列腺癌治疗进入了联合治疗的新时代²。

综合来看，当前的前列腺癌诊疗呈现出“分层、分阶段、精细化”的特点。诊疗不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患者的风险分级、疾病阶段（局限期、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去势抵抗性）来制定个体化方案。ADT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通过与不同疗法的组合，不断拓展着治疗的深度和广度，目标是最大化患者的生存获益与生活质量。

尽管ADT的基石地位稳固，但其具体药物的研发从未止步。在ADT药物中，以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为代表的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激动剂（LHRHa）是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核心治疗选择之一。这类药物通过持续抑制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从而强力抑制睾丸来源的雄激素，达到药物去势的效果。戈舍瑞林植入剂以其确切的疗效和长期的临床应用数据，确立了其在ADT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传统的植入剂型也存在一些可优化的空间。例如，其给药通常需要通过特定规格的穿刺针进行皮下植入，这可能对部分患者造成一定的注射部位不适或心理压力。此外，传统植入剂初期释放快、后期浓度下降快，易出现“药效波动”，故剂型的稳定性和药物释放曲线的进一步优化等，也是研发人员持续关注的方向。正是基于对这些临床需求的洞察，推动了ADT药物的剂型革新³。

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典型进步，就是戈舍瑞林微球的研发，其属于2.2类改良型新药。关键的三期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注射用戈舍瑞林微球在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上与经典的植入剂型一致，都能实现稳定的睾酮抑制。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改善了患者体验：其采用了更便捷的肌肉注射方式，并使用更细的标准注射针头，显著减轻了注射过程中的不适感，提升了给药的便捷性与患者的接受度。此外，戈舍瑞林微球采用微球缓释技术，药物包裹在微小“球仓”内，28天内平缓、稳定释放，血药浓度更平稳。临床数据显示，前列腺癌患者使用微球制剂后，第29天至第85天睾酮抑制效果稳定维持在去势水平³。这充分体现了在确保疗效的前提下，前列腺癌治疗正朝着“以患者为中心”，追求更优治疗体验的方向发展³。

展望未来，ADT因其作用机制的不可或缺性，仍或将长期维持其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基石地位。但其角色会更多地作为一个“平台”，与各种新兴疗法进行协同组合。我们不会看到ADT被轻易取代，而是会看到其以更优化、更精准的方式被应用在联合治疗方案中，持续为患者创造价值²。

“联合治疗”无疑是未来最明确的趋势。这不仅仅是当前ADT联合内分泌治疗或化疗的深化，更将拓展至与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乃至核素治疗（如Lu-PSMA）等多模式的联合。未来的研究重点将在于探索最佳的联合时机、顺序和组合方案，以期攻克像mCRPC这样的治疗难点，将前列腺癌逐步转变为一种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病²。

要实现上述愿景，个体化与精准化是必经之路。临床迫切呼唤更好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例如通过液体活检或利用PSMA-PET等新型影像学手段，来精准识别哪些患者能从特定的强化治疗中获益，避免“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最终，我们将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基于每位患者的基因图谱、肿瘤特征和实时动态监测等措施，为其量身定制从诊断到治疗、从药物选择到剂型优化的全程、个体化管理方案，这将是前列腺癌诊疗的未来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