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禧年来,组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家能够在全蛋白质组、基因组、以及代谢物组等多个层面揭示全新的自然规律。可遗憾的是,单组学技术的应用已经难以解决日益复杂的生物学问题。能够同时利用两种,甚至更多组学分析的多组学技术逐渐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利器。蛋白质基因组学,就是将蛋白质组学与基因组学联合起来的最佳典范。

图片来源:Cell
2024年6月24日,来自贝勒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在Cell正刊上刊登了题为Pan-cancer proteogenomics expands the landscape of therapeutic targets的文章,报告了他们如何利用蛋白质基因组学拓展了癌症治疗靶点的版图。
从蛋白入手
长久以来,组学技术是筛选肿瘤治疗靶点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临床蛋白质组肿瘤分析联盟 (CPTAC,clinical proteomic tumor analysis consortium)中十种不同肿瘤,上千个肿瘤与正常组织的分析,研究人员根据蛋白与mRNA表达水平、甲基化水平、拷贝数目变异、突变等多个维度对潜在的靶点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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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靶点被分为了五个级别。已有肿瘤类药物获得FDA批准的一级靶点;已有非肿瘤类药物获得FDA批准的二级靶点;正在肿瘤治疗临床或实验阶段的三级靶点;与常被小分子药物靶向靶点同家族的蛋白被分为四级靶点;而其他膜蛋白被分为五级靶点。这五级靶点总共囊括了2863个基因,均有基因组学数据,且71%的基因有对应的蛋白质组数据。这些基因的丰度分布极广,且蛋白水平与mRNA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中也有例外,有些靶点表现出了很低的mRNA水平,这些靶点大多是分泌蛋白。此外,还有一些具有特殊调节机制的基因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HDAC3与CDK9。这两种蛋白虽然不会被分泌到胞外,但由于其与其他蛋白,比如GPS2与细胞周期素T1的协同作用,其蛋白水平与mRNA的相关性并不大。这种相关性的缺失,证明蛋白质表达水平在靶点可成药性上更为重要。
可靶向的依赖性
既然蛋白质基因组能够识别潜在的治疗靶点,这些靶点真的在肿瘤细胞的生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吗?肿瘤细胞的细胞真的依赖于这些靶点的高表达或者过度激活吗?为了探究肿瘤细胞对靶点的依赖性,研究人员将他们的分析数据与基因依赖性得分一起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大量在肿瘤组织中过表达的基因在被敲除后影响了肿瘤细胞的生长。此外,一些在肿瘤组织中被过度活化的激酶也表达出了相似的情况。这些过表达与过活化的蛋白同样可以被分进原有的五个级别,部分靶点呈现出了极强的泛肿瘤性。有51个过表达的蛋白在5种不同的肿瘤中被观测到,譬如一级靶点GART与三级靶点PAK1,在参与分析的八种肿瘤中都存在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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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入甲基化水平、突变以及拷贝数目变异能够提示更多的信息。比如EGFR突变会导致拷贝数扩增,最终导致蛋白水平的增加;或是GATA3突变干扰其本身的降解,导致其蛋白水平的增加。这些信息主要为蛋白过表达提供额外的佐证,并不能取代蛋白表达量在药物研发中的关键地位。
对于过度活化的蛋白,研究人员也识别出31个在两种或以上肿瘤中被过度活化的磷酸化位点。其中有8个磷酸化位点出现在四种以上肿瘤中,包括HDAC1 S421(一级)与ITGA4 S1021(二级)等已有获批药物的靶点。有些靶点在过度活化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表达,且其下游底物也出现了更高的表达水平,此外,部分激酶的底物本身也是可成药的靶点。这些过度活化的蛋白同样可以作为抗肿瘤药物的潜在靶点。
可成药性的验证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蛋白质基因分析的可用性,研究人员统计了预测有效靶点在所有假定可靶向靶点中的比例。在一级靶点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比例最高的预测有效靶点,这个比例与已经在临床阶段的三级靶点相似,且显著高于另外三个肿瘤相关性较低的靶点。此外,与仅基于CRISR敲除数据的DepMap分析及仅基于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对比等预测方法相比,将两者结合能够将靶点识别的成功率显著提高到39%,并显著提高药效预测特异性与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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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方法,研究人员选取了数个当前归属于四级与五级,尚未被探究泛癌治疗功效的靶点进行了体内外实验,包括CAD,PAK2与ITGB5等蛋白。这些基因在多个癌种中表现出了过表达。对这些基因进行敲低能够显著降低肿瘤细胞在体内外的生长,证明了这些基因存在可成药性。
新的可能
识别潜在的过表达与过度活化靶点进行药物研发只是蛋白质基因组学的基础用法。如果将其与抑癌基因(TSG)的失活关联,同样可以用于合成致死药物的研发。比如在抑癌基因TP53失活的同时出现TOP2A过表达,会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意味着在TP53失活的患者体内使用TOP2A抑制类药物,就能够实现肿瘤细胞的合成致死,以避免对正常细胞带来损伤,同时提高治疗的精准性。在其他肿瘤中,ANAPC1 S334过度活化与CHK1过度表达与TP53失活之间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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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以用新抗原的识别。尽管大部分通过蛋白质基因组分析识别的新抗原是针对特定单一病人的,但研究人员还是识别到了五个存在普适性的突变以及对应得到的新抗原,包括KRAS G12D, KRAS G12C, KRAS G13D, DAZAP1 G383Afs*46与RBM39 D328Y。以KRAS G12D为例,在75个存在KRAS G12D突变的肿瘤组织中,有一半以上存在可被检测到的突变肽段,而近三分之一是KRAS G12D相关的新表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突变在多个癌种中都有被检测到。除此之外,该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肿瘤相关抗原的筛选,通过对分析方法进行优化,研究人员识别到了包括MAGEA10与MAGEB2等蛋白在内的肿瘤相关抗原,这些抗原在多个患者的T细胞培养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免疫原性,证明了其用于免疫疗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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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利用蛋白质基因组学分析揭露了大量抗癌药物的潜在靶点,为各类靶向药物的研究提供了更多选择,也为二级靶点的老药新用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该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同样能够为合成致死药物、新抗原识别与免疫疗法的研发提供的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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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4.0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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