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抗血管生成药物贯穿治疗全程,但贝伐珠单抗耐药后的后续策略缺乏充分证据,临床决策多依赖医生的经验判断。近期发表于 《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IF 3.4)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AN-BELIEF,评估了安罗替尼在贝伐珠单抗经治非鳞 NSCLC 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为该特定人群补充了真实世界证据。围绕这项研究,肿瘤资讯特别邀请通讯作者上海市肺科医院任胜祥教授进行专访,尝试探索贝伐珠单抗之后,抗血管生成治疗应当如何继续的临床问题。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肿瘤科 科行政主任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I期临床研究病房 主任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肺癌与免疫实验室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优秀青年医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世界免疫协会亚洲分会(WIC-Asia)临床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促会胸部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副主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转化研究委员会副主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肺癌分子靶向免疫治疗委员会副主委
肿瘤资讯:贝伐珠单抗在晚期非鳞 NSCLC 中应用广泛,但耐药后的后续抗血管生成治疗仍存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请问,是什么促使您和团队关注“贝伐珠单抗经治患者后续使用安罗替尼”这一临床问题?从作用机制的角度看,安罗替尼为什么有可能在这类患者中继续发挥抗肿瘤作用?
任胜祥教授:抗血管生成治疗在晚期非鳞 NSCLC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临床发现,使用贝伐珠单抗之后,一旦出现疾病进展,后续抗血管生成治疗应如何选择,指南层面的推荐相对有限,多数情况下依赖医生的经验判断和患者的个体情况。贝伐珠单抗是靶向 VEGF-A 的单克隆抗体,作用位点相对单一。AvaALL 研究提示,在多个治疗线中持续使用贝伐珠单抗并未带来总生存的改善,说明单纯延长 VEGF-A 阻断时间并不是一个可行策略。由此在临床上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但治疗选择相对有限的群体,这也是我们希望用真实世界数据去回应的临床需求。
安罗替尼是一种多靶点抗血管生成 TKI,作用靶点覆盖 VEGFR1–3、FGFR1–4、PDGFR α/β 以及 c-Kit。与仅阻断 VEGF-A 通路的单抗相比,这种多靶点特征使其在 VEGF-A 通路被抑制后,仍可能对 FGF、PDGF 等旁路激活形成抑制,从血管生成的多个环节发挥作用。临床前研究提示,安罗替尼可以抑制贝伐珠单抗诱导的 VEGF/VEGFR 上调,并阻断 PI3K/AKT 通路的激活,从而在贝伐珠单抗耐药的背景下仍保留抗肿瘤与抗血管生成效应。此外,安罗替尼对肿瘤微环境也有一定调节作用,包括对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影响以及与免疫治疗之间的潜在协同,这些都为它在贝伐珠单抗经治人群中的应用提供了机制层面的支持。
ALTER0303 研究确立了安罗替尼在晚期 NSCLC 三线及以上治疗中的地位,但该研究中既往接受过贝伐珠单抗治疗的患者比例较低,无法明确回答“贝伐珠单抗之后安罗替尼是否仍然有效”这一问题。此前可见的证据多来自亚组分析或样本量较小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代表性有限。正是基于这一证据缺口,我们开展了 AN-BELIEF 研究,纳入接受安罗替尼治疗的非鳞 NSCLC 患者,并且在入组时没有把体力状况较差、治疗线数较多或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排除在外,希望更贴近真实的临床人群。
肿瘤资讯:AN-BELIEF研究评估了安罗替尼在贝伐珠单抗经治非鳞NSCLC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为该特定人群的临床决策提供了真实世界证据。请您解读一下这项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有哪些?
任胜祥教授:AN-BELIEF研究的设计是围绕三个部分展开。第一个是探索既往贝伐珠单抗暴露是否削弱安罗替尼的疗效,我们以未经贝伐珠单抗治疗、接受安罗替尼单药治疗的人群作为参照。结果显示,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前,未经贝伐珠单抗治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疾病控制率(DCR)显著优于经治组,客观缓解率(ORR)两组接近。而经倾向性评分匹配校正年龄、性别和治疗线数之后,数据显示,未经贝伐珠单抗治疗组和经治组的中位PFS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6.43个月 vs 7.60个月;HR 1.14,95% CI: 0.88-1.47;P=0.33)。DCR(68.5% vs 67.1%,P=0.84)及ORR(6.8% vs 6.8%,P>0.99)均无显著差异。这提示经PSM校正后,既往贝伐珠单抗暴露并未显著削弱后续安罗替尼单药的临床获益。
第二个是探索在贝伐珠单抗经治人群中,后续选择安罗替尼单药、以安罗替尼为基础的联合治疗,还是其他治疗方案,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结果显示,PSM匹配前安罗替尼联合治疗、安罗替尼单药与其他治疗三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 6.10、5.90 和 5.87 个月,没有统计学差异。PSM匹配后的数据显示,安罗替尼单药与其他治疗相比,中位PFS分别为5.90个月 和 5.23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安罗替尼联合治疗对比其他治疗, 联合治疗组中位PFS显著延长(6.50个月 vs 5.23个月;P=0.048)。亚组分析显示联合治疗的PFS获益在女性(P=0.03)、年龄>65岁(P=0.03)及IV期(P=0.02)患者中更为显著。
第三个是评估安全性,尤其是联合治疗在真实世界中是否会带来额外负担。结果显示,安全性方面,全组没有发生治疗相关死亡。其中,在接受安罗替尼单药治疗的人群中,未经贝伐珠单抗治疗与经治人群总体不良事件谱比较接近,胃肠道事件是两组中较常见的一类(6.3% vs 5.6%);需要留意的是,经治人群神经系统事件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未经贝伐珠单抗治疗人群(4.6% vs 0.6%,P=0.03)。安罗替尼联合治疗与单药相比,联合组过敏反应(7.5% vs 1.9%,P=0.03)和手足综合征(8.4% vs 0.9%,P=0.006)的发生率显著较单药组升高;联合组中胃肠道事件(11.3%)、手足综合征(8.4%)和过敏反应(7.5%)相对常见,整体上没有观察到新的安全信号,不良反应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
总体而言,AN-BELIEF 研究作为目前针对该临床问题规模较大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提示安罗替尼在贝伐珠单抗经治非鳞 NSCLC 患者中保留了临床活性,以安罗替尼为基础的联合治疗可能带来疾病控制方面的额外获益,安全性总体可管理。
肿瘤资讯:AN-BELIEF研究的结果对您目前的临床实践带来了哪些具体启示?在贝伐珠单抗经治的非鳞 NSCLC 患者中,您认为还有哪些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值得进一步探索?
任胜祥教授:AN-BELIEF 研究对临床实践的首要启示在于,在临床决策中,对于贝伐珠单抗治疗期间或之后出现疾病进展的非鳞 NSCLC 患者,抗血管生成通路抑制仍可作为后续治疗策略的组成部分纳入考量。具体而言,安罗替尼单药具有口服给药、门诊管理便捷的特点,适用于体力状况相对欠佳、不适合进一步静脉化疗,或治疗意愿倾向于低毒方案的患者;对于一般状况较好、肿瘤负荷较高、以延长疾病控制时间为治疗目标的患者,以安罗替尼为基础的联合策略与本研究提示的获益方向更为一致。方案选择应综合既往治疗线数、器官储备功能、合并症以及患者的依从性与治疗偏好进行个体化评估。
本研究的安全性数据提示,联合治疗背景下过敏反应与手足综合征的发生率有所上升,贝伐珠单抗经治人群中神经系统事件的发生率亦值得监测关注。这一特征对真实世界实践的意义在于,联合治疗时需要规范化管理不良反应,包括治疗前的基线评估与患者教育、治疗中的定期随访与分级处理,以及在出现相关事件时及时的剂量调整或暂停给药。多数抗血管生成治疗相关不良反应通过主动监测与支持治疗可获得有效控制,关键在于将安全性管理前置于方案制定阶段,这与随机对照试验条件下的管理路径相比,对多学科协作和随访体系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对于未来还需要进行探索的临床问题,临床上一方面难以在治疗前识别对抗血管生成治疗获益可能性较高的患者,另一方面也难以判断贝伐珠单抗耐药后肿瘤血管依赖状态是否仍然存在。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基于血管生成相关分子特征、肿瘤免疫微环境状态及循环肿瘤 DNA 动态变化构建预测模型,并结合临床特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患者分层体系。在机制层面,贝伐珠单抗耐药涉及自分泌 VEGF 信号、缺氧耐受及旁路通路激活等多种异质性机制,将耐药机制的分型与安罗替尼这类多靶点抑制剂的临床疗效建立对应关系,有望为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序贯策略提供机制层面的依据,推动该领域的治疗决策从经验驱动向循证与机制驱动的个体化模式演进。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高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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