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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肿瘤多药耐药“元凶”:P-gp/BCRP/MRP三大ABC转运体如何构建癌细胞“防火墙”?

新药全视角
3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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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转运体 抗肿瘤药物 P-gp BCRP MRP 癌细胞 耐药 药物相互作用

近年来,肿瘤的"多药耐药"问题愈发引人关注——某些癌症患者服用化疗药物后,病灶初期缩小,数月后却强势反扑,且对多种结构迥异的药物统统无效。与此同时,不少新闻报道也指出,特定基因型的患者服用相同剂量的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却相差数倍之多。这背后的"幕后黑手",便是本文的主角——ABC转运体家族

理解ABC转运体,不仅能解释为何某些药物"喂了也白喂",更能为临床联合用药、个体化治疗提供科学依据。让我们从这扇横跨细胞膜的"旋转门"说起。


一、什么是ABC转运体?


ABC转运体是现存物种中最为庞大的蛋白质超家族之一,横跨细菌、植物和哺乳动物。顾名思义,它以ATP(三磷酸腺苷)为直接燃料,驱动底物跨膜转运——与那些借助电化学梯度"顺水行舟"的转运体截然不同,ABC转运体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泵。

人类ABC蛋白的结构(doi:10.1111/j.1476-5381.2010.01177.x)

在人体内,这49个成员被进一步归入A至G七个亚家族。其中,P-gp、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s)和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这三大类与药物代谢关系最为密切,它们高度表达于肠道、肝脏、肾脏、脑微血管内皮细胞等部位,像一道道层叠的过滤网,悄悄影响着每一粒药片在体内的旅程。

🔑 核心概念
多药耐药(MDR)是指肿瘤细胞对多种结构各异的细胞毒性药物同时产生抵抗的现象。ABC转运体通过将药物"泵"出细胞,使胞内有效药物浓度持续维持在无效范围,是MDR形成的关键机制之一。


二、结构与"ATP开关"机制


典型的ABC转运体由两个核苷酸结合域(NBD)两个跨膜域(TMD)构成。TMD负责识别并抓住底物,由6个跨膜α-螺旋盘绕而成;NBD则藏在胞质侧,与ATP直接结合,是驱动整个"泵送"过程的发动机。

ABC转运蛋白的四结构域示意图,以胆汁酸输出泵BSEP为例。核苷酸结合结构域(NBD)水解ATP,为胆汁酸从肝细胞胞质向胆小管的转运提供能量。跨膜结构域(TMD)构成胆汁酸跨越胆小管膜的转运通道。(doi.org/10.3390/ijms22020784)

NBD内部有一系列高度保守的识别序列:Walker-A(磷酸盐结合)、Walker-B(ATP水解)以及ABC识别序列(C-袢,即LSGGQ),这些序列共同构成高效的ATP结合与水解机器。

💡 半转运体 vs 全转运体
ABC转运体分为全转运体(TMD1-NBD1-TMD2-NBD2,如P-gp)和半转运体(TMD-NBD,如BCRP)。半转运体必须形成同型或异型二聚体才具备转运活性,这也解释了为何BCRP的功能状态受到基因型影响如此深刻。


三、P-gp:研究最深入的"门卫"


1976年,科学家Juliano和Ling在秋水仙碱耐药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中首次发现了一种神秘蛋白,随后于1985年克隆其编码基因MDR1——这便是P-糖蛋白(P-gp)的登场。半个世纪后,P-gp已成为迄今研究最深入的ABC药物外排转运蛋白,也是临床药物相互作用绕不开的核心靶点。

P-糖蛋白(PGP)转运体的三维结构。PGP处于内向构象,其活性结合口袋由分离的核苷酸结合域(NBD)构成,口袋以黄色球体表示,NBD之间的距离以黄色圆点表示。( doi: 10.1016/j.heliyon.2022.e09777)

P-gp是分子量约170 kDa的质膜糖蛋白,由1280个氨基酸构成,以两个半转运体串联形式组成全转运体,共含12个跨膜区。值得一提的是,在典型的转运循环中,P-gp通常需要结合并水解2个ATP分子来驱动构象的改变,从而完成一个底物分子的跨膜外排。不过由于P-gp自身具有基础的ATPase活性,实际的“底物-ATP偶联效率”会因底物的理化性质而有所不同。

P-gp底物谱:几乎"来者不拒"

P-gp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其极其宽泛的底物谱——至今在所有P-gp底物中唯一鉴定出的共同特征仅是它们都是两性分子。这种"多面手"特性可能与P-gp的底物结合机制有关:其跨膜区存在多个重叠的疏水结合区域,使转运体能灵活识别结构各异的分子。

  • 抗肿瘤药(典型底物)

紫杉醇、长春碱、长春新碱、阿霉素、柔红霉素、放线菌素D、丝裂霉素、依托泊苷、伊马替尼……

  • 心血管/免疫类底物

地高辛、维拉帕米、奎尼丁、环孢素A、他克莫司、硝苯地平、尼索地平……

  • HIV蛋白酶抑制剂

沙奎那韦、利托那韦、奈非那韦、茚地那韦、安瑞那韦……

  • 神经系统药物

西咪替丁、抗精神病药(氯丙嗪、吩噻嗪类)、抗癫痫药(苯妥英钠、苯巴比妥)……

三代P-gp抑制剂:一场"猫鼠游戏"

既然P-gp会把化疗药物"赶出"肿瘤细胞,那能否用抑制剂关掉这扇"出口"来增效?这个想法催生了P-gp抑制剂长达数十年的研发历程,历经三代更迭,迄今收效甚微。

⚠️ 临床试验屡屡折戟的四大原因
① 非特异性毒性
② P-gp表达水平因人而异,且其他ABC转运体往往协同共表达
③ P-gp抑制剂与底物之间的额外相互作用,致药物毒性叠加
④ 抑制P-gp基础保护活性,会增加联用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P-gp在生理屏障中的"护卫"角色

P-gp在四大生理屏障的表达与双重效应。高度表达于屏障部位的P-gp既是机体自我保护的"安全阀",也是药物治疗的"拦路虎"。

📌 一个经典临床案例
地高辛是一种心脏糖苷类药物,也是P-gp的典型底物(Km≈58 μmol/L)。查数据,找摩熵!图源:摩熵医药数据库-地高辛药物信息
当患者联用P-gp抑制剂克拉霉素时,地高辛的血浆暴露量可增加约1.7倍;若联用植物黄酮类物质如槲皮素或槲皮苷(50 mg/kg),在动物实验中地高辛的Cmax和AUC0-24h甚至分别飙升413%和170%,险酿致命毒性。

ABCB1基因多态性:同药不同效的密码

目前已发现ABCB1基因存在66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其中c.2677G>T、c.1236C>T和c.3435C>T三个位点最为常见,已被反复证明与P-gp底物的药代动力学变化密切相关。例如,携带3435TT基因型的患者,稳态地高辛的峰浓度和AUC0-4h显著高于野生型;器官移植术后,不同SNP携带者达到治疗窗浓度所需的环孢素A剂量可相差数倍。


四、多药耐药相关蛋白家族(MRPs)


如果说P-gp是转运体明星,那MRP家族则是一群"低调的实力派"——它们覆盖更广泛的组织分布,承担了大量Ⅱ相代谢产物(葡萄糖醛酸苷、硫酸酯、谷胱甘肽结合物)的外排任务,并与多种疾病病理过程深度交织。

MRP 的结构域和细胞定位。长链MRP(MRP1、MRP2、MRP3、MRP6和MRP7)包含三个MSD(具有17个跨膜螺旋),其N端位于细胞外;短链MRP(MRP4、MRP5和MRP8)仅包含两个MSD(具有12个跨膜螺旋),其N端位于细胞内。图中还显示了所有ABC蛋白中都存在的两个胞质核苷酸结合结构域(NBD1和NBD2)。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可以极化生长,形成具有不同生化特性的顶端和基底外侧结构域。长链和短链MRP的结构域下方是示意图,展示了各种MRP在极化细胞中的膜定位。 MRP6定位于极化细胞的基底外侧膜,而MRP7和MRP9的膜定位尚待阐明。(doi:10.1111/j.1742-4658.2011.08235.x)

MRP1:肿瘤耐药与氧化应激的双重守门

MRP1(ABCC1)分子量190 kDa,含1531个氨基酸,在N端多携带额外的5个跨膜螺旋(TMD0),令其结构有别于P-gp。MRP1主要表达于上皮细胞基底膜,方向与P-gp(顶膜)恰好相反,负责将底物外排至血液侧。

  • 谷胱甘肽结合物转运

直接外排GS-X偶联物(如LTC4),是MRP1的核心功能之一。

  • GSH协同转运

需要游离谷胱甘肽参与,才能介导长春碱、米托蒽醌等的转运。

  • GSH刺激底物转运

GSH显著增强MRP1对部分葡萄糖醛酸苷、硫酸酯的转运。

  • 独立于GSH的转运

GSSG、甲氨蝶呤、E217βG等有机阴离子的转运不依赖谷胱甘肽。

MRP1还与半胱氨酰白三烯(CysLTs,如LTC4、LTD4、LTE4)的外排密切相关——这些炎症介质参与过敏性哮喘的病理过程。动物实验显示,Abcc1基因敲除可显著降低鸡卵白蛋白诱发的小鼠气管炎症,提示MRP1抑制剂或许可成为哮喘治疗新靶点。

MRP2:肝胆排泄的主力与杜宾-约翰逊综合征

MRP2(ABCC2)主要表达于肝细胞胆管侧膜,负责将葡萄糖醛酸、硫酸和谷胱甘肽结合物外排至胆汁。与MRP1最显著的区别在于:顺铂是MRP2的底物,却不是MRP1的底物,这也赋予了两者在肿瘤耐药谱上的差异。

🏥 遗传性疾病关联
杜宾-约翰逊综合征(Dubin-Johnson syndrome)即由MRP2基因突变引起:患者胆汁不能分泌胆红素,导致永久性高结合型胆红素血症。大鼠中GY/TR⁻品系和埃塞高胆红素血症大鼠(EHBR)分别在密码子401和855位发生突变,是理想的动物模型。卡通结构显示 (A) 与杜宾-约翰逊综合征相关的 MRP2 (ABCC2)错义突变和 ;(B)与假性黄色瘤相关的MRP6 ( ABBCC6)错义突变的位置。(doi: 10.1111/j.1742-4658.2011.08235.x)

MRP2多态性与多种临床结局关联显著,如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发生率;还可降低伊立替康毒性代谢产物的胆汁排泄、增加甲氨蝶呤毒性及血药浓度。

MRP3~MRP9:各司其职的"辅助转运队"


五、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干细胞的"保险杠"


BCRP(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编码基因ABCG2,于1998年在耐阿霉素的MCF-7乳腺癌细胞株中首次鉴定。与P-gp不同,BCRP属于半转运体,仅含一个NBD和一个TMD,需形成同型二聚体后方具备转运活性。人BCRP由655个氨基酸构成,在小鼠中高度保守(约81%同源性)。

"BCRP高度表达于原始造血干细胞,被视为干细胞的分子标志物之一。正因这层保护,BCRP缺陷的造血细胞对米托蒽醌等毒性底物高度敏感,提示BCRP为骨髓干细胞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BCRP底物与抑制剂

BCRP的底物同样覆盖广泛:从抗肿瘤药(米托蒽醌、拓扑替康、伊马替尼)到光敏剂(脱镁叶绿酸A)、雌酮硫酸酯、叶酸及其代谢物,再到维生素B₂、维生素K₃均包括在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BCRP是高容量的尿酸外排转运体,与痛风发病密切相关。

🧬 ABCG2多态性与痛风
ABCG2 c.421C>A(Q141K)和Q126X两个突变体与高痛风风险显著相关。Q141K功能约为野生型的一半,Q126X则为无功能突变。研究显示,在5005例高尿酸血症患者中,约53.3%患者表现出BCRP功能失常,与BCRP相关的高尿酸血症风险约为30%,高于其他任何单一环境因素。

BCRP与P-gp的协同防线

这种协同效应具有重要的转化医学意义。依克立达(GF120918)作为P-gp/BCRP双靶点抑制剂,在临床前研究中已证明可使部分底物的脑内暴露量提升逾百倍;然而其临床开发在Phase I后即告终止,至今未获批准,目前仅作为研究工具药使用。

依克立达化学结构

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双靶点设计"的理论吸引力与临床转化壁垒之间的落差,也提示未来若能开发出药代动力学特性更优、毒性更低的新型P-gp/BCRP双靶点抑制剂,方有望真正为脑肿瘤或CNS疾病的药物递送打开突破口。


六、胆酸盐外排泵(BSEP):肝脏"排水管"的生死抉择


胆酸盐外排泵(BSEP,ABCB11)是一个分子量约160 kDa的ABC转运体,专职于肝细胞胆管侧膜,其核心使命只有一个——将胆酸盐泵入胆汁。看似简单,实则生死攸关:BSEP功能一旦受损,胆酸盐将在肝细胞内蓄积,引发级联性的肝损伤乃至肝衰竭。

肝细胞毛细胆管膜中 BSEP、ABCB4 和 MRP2 的协同作用。BSEP(蓝色)输出胆汁酸;ABCB4(绿色)将磷脂酰胆碱翻转至膜的外层,在那里,胆汁酸募集磷脂酰胆碱形成混合胶束;MRP2(红色)通过将氨基磷脂翻转至膜的内层来维持脂质组成的不对称性。(doi:10.1016/j.addr.2015.03.001)

BSEP基因突变:从遗传病到癌变

  • PFIC2(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2型)

ABCB11基因严重突变导致BSEP蛋白缺失,患儿出生后6个月内发病,表现为黄疸、瘙痒和生长障碍。长期进展可升高肝癌和胆管癌发病风险。

  • BRIC2(良性复发性肝内胆汁淤积2型)

由ABCB11轻微突变引起,发作间期完全正常,但反复发作的胆汁淤积伴低γ-谷氨酰转肽酶可作为BRIC2诊断指标。部分患者的肝硬化可推迟至成人期。

药物诱导性胆汁淤积与BSEP抑制

除遗传因素外,药物对BSEP的直接抑制是药源性肝损伤的重要机制,也是近年新药研发阶段不可忽视的安全性指标。实验室研究发现,在200个模型药物中有约16%属于强BSEP抑制剂(IC₅₀ < 25 μmol/L),且其抑制强度与肝损伤严重程度正相关。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
瘙痒是ICP的主要特征,约10%患者出现黄疸。现有证据显示,妊娠ICP与不良围产结局相关,血清总胆汁酸 > 100 μmol/L时,死胎风险显著增加。发病机制涉及孕激素代谢紊乱抑制BSEP:炔雌二醇的葡萄糖醛酸苷可直接抑制BSEP,孕酮代谢物则通过抑制FXR介导的BSEP转录间接削弱胆汁排泄。


七、临床启示与未来展望


从细胞膜上一扇默默转动的"旋转门",到临床药学实践中无处不在的变量——ABC转运体对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ADME)全链条均有渗透性影响。以下几点值得临床医师和药学工作者格外关注:

1. 联合用药时警惕"浓度炸弹"

当P-gp底物与其抑制剂联用时(如地高辛+克拉霉素、环孢素A+依克立达),底物血浆暴露量可数倍甚至数十倍上升,诱发原本剂量下不存在的毒性。需密切监测血药浓度,必要时减量。

2. 基因检测助力个体化用药

ABCB1、ABCC2、ABCG2的SNPs与多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及毒副作用发生率密切相关。器官移植患者术前进行ABCB1基因分型,可指导免疫抑制剂的起始剂量设定,降低排异或毒性风险。

3. 新药研发阶段必须评估BSEP抑制

药物诱导性胆汁淤积是部分药物撤市的重要原因。在候选分子筛选阶段即纳入膜囊泡BSEP抑制实验,可有效降低临床阶段的肝毒性风险。

4. P-gp/BCRP双抑制策略或改变脑肿瘤治疗格局

鉴于两者在血脑屏障的协同防线效应,单靶点抑制往往难以显著提升脑内药物暴露。同时靶向P-gp和BCRP的联合策略(尚无一例获批),理论上可使多种激酶抑制剂的脑内AUC提升数十倍,为胶质母细胞瘤等CNS肿瘤的治疗开辟新路。

5. 超越MDR——ABC转运体的生理功能不容忽视

MRP4参与cAMP/cGMP信号传导影响肺动脉高压,MRP1外排CysLTs影响哮喘,BCRP调节尿酸水平关联痛风……这些"副业"提示ABC转运体抑制剂的设计需充分权衡正常组织的生理代价。

ABC转运体通过三条主要通路影响药物命运——降低口服吸收、改变毒性暴露以及驱动多药耐药,BSEP异常还直接导致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八、结语


ABC转运体家族是细胞膜上一套精密的"主动防御系统",在进化上高度保守,在功能上广泛交织。理解它们,不只是基础药理学的学术追求——更是破解多药耐药之谜、规避药物相互作用、实现精准给药的关键钥匙。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普及和转运体结构生物学的突破,未来针对ABC转运体的个体化用药策略、靶向抑制策略以及新型底物设计(绕过转运体识别),将从实验室走向每一位患者的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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