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ASCO前瞻 | 朱晓黎：STRIDE基石方案兼顾长生存与肝功能安全，联合策略蓄势改写中期肝癌临床实践标准

朱晓黎教授：基于HIMALAYA研究公布的结果，STRIDE方案为肝癌肿瘤治疗领域增添了一项强有力的治疗手段。从介入医学专业视角审视，HIMALAYA研究最具临床说服力之处，在于它在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链中，一次性提供了“长生存、安全性和缓解度”三组相互支撑、互为印证的关键维度数据，为STRIDE方案的获批奠定了坚实的高级别循证医学基础。

长生存维度上，HIMALAYA是迄今为止uHCC一线治疗领域率先报告6年OS数据的III期研究。全球意向治疗人群（ITT）中，STRIDE方案组的6年OS率达17.1%，约为对照组索拉非尼（8.9%）的两倍。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港台人群亚组的中位OS长达29.86个月（HR=0.44），3年OS率高达46.3%²。鉴于我国uHCC患者HBV感染率高达75%以上，这一针对中国人群的高级别循证支撑，对临床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³。

▲ 全球队列OS生存曲线

▲ 全球队列中中国港台亚组的OS生存曲线

安全性维度方面，对于介入医生而言，患者的肝功能储备与血管条件始终是综合治疗决策中必须审慎权衡的核心命题。中晚期肝癌患者多在乙肝肝硬化基础上并发而成，常合并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高危因素。HIMALAYA研究全球队列中，STRIDE方案组的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为25.8%，中国港台亚组更是低至17.9%，且研究中未观察到肝功能事件、出血事件的显著增加，因AE导致的停药率较低⁴。这一安全性特征恰好回应了介入科临床实践中最为关切的核心命题。

缓解维度方面，STRIDE方案交出了ORR达33.9%、中位起效时间（TTR）仅2.17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达22.34个月的瞩目答卷²。“快速起效、深度缓解、持久应答”这一组合特征，为“缩瘤—降期—争取局部治疗时机—延长生存”的全程管理路径提供了坚实的临床支撑。

基于此，STRIDE方案获批之于介入科的实质意义，可从临床决策的两个维度加以审视：1. 适用人群的实质性拓展：在STRIDE方案获批之前，介入医生在中晚期HCC综合治疗中长期依赖“TACE+靶免”的固定组合。但反复TACE治疗本身会带来肝功能储备的累积性损耗。同时，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合并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中会显著增加消化道出血风险，使得相当一部分基础肝病较重、伴有红色征或既往门脉高压出血史的患者，难以完整接受标准的联合方案⁵。

STRIDE方案不依赖抗血管生成药物，从作用机制层面规避了高血压、蛋白尿、手足综合征等TKI相关毒性及抗血管生成相关出血风险，为既往治疗选择受限的高风险人群开启了新的治疗窗口。2. 联合治疗管理复杂度的实质性优化：STRIDE方案治疗窗较宽、耐受性良好，适用于不同疾病负荷与基础状况的肝癌患者。在制定个体化综合治疗路径时，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更具弹性的策略空间。可以说，STRIDE方案为介入科提供了一个具有“长生存背书、肝功能友好、不增加血管事件”三重特征的全新系统治疗基石，这是其获批落地最具实质性的临床价值所在。

朱晓黎教授：从介入医学的视角切入，EMERALD-3研究的整体设计架构与既往经典研究一脉相承，均以“适合栓塞但无治愈机会的不可切除HCC“为核心人群，以TACE作为局部干预手段。究其突破之处，在于EMERALD-3研究首次构建了“双免方案作为系统基石+局部补充”的整体模式。根据研究设计，患者在TACE前即启动STRIDE方案（部分联合仑伐替尼），并于TACE实施期间持续治疗直至疾病进展，这一时序设计为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的深度协同提供了机制学基础。

首先，STRIDE方案实现了免疫启动深度的改变。中国HCC患者以HBV相关肝癌为主，肿瘤微环境中调节性T细胞（Treg）富集、效应T细胞耗竭并存，呈现出深度的“免疫屏障”特征。STRIDE方案中CTLA-4抑制剂曲麦利尤单抗在淋巴结启动阶段阻断CTLA-4抑制信号，恢复抗原递呈细胞功能、扩大T细胞活化谱，并诱导分化出更多记忆T细胞⁶。这一启动深度，是单一PD-1/L1抑制剂无法企及的。其次是“免疫记忆建立”的突破。TACE通过局部强力栓塞释放肿瘤抗原，而抗原最终能否转化为持久的全身免疫监视，关键取决于是否存在足量的记忆T细胞库。这正是双免方案相较单免疫的核心差异。最后是“免疫—血管—局部”三重微环境的协同作用。仑伐替尼参与血管正常化，改善药物渗透与氧供；STRIDE方案同步重塑免疫启动与效应阶段；TACE在更有利的微环境中完成抗原释放与肿瘤负荷消减。三者在时空上互不冲突、彼此放大，有望实现“1+1+1>3”协同效应。

朱晓黎教授：本中心作为HIMALAYA研究与EMERALD-3研究的参研中心，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若干颇具启发性的观察。一例EMERALD-3研究入组患者的临床转归颇具代表性意义：该患者初始肿瘤负荷较高，最大径超过10 cm，接受STRIDE方案启动治疗期间仅行2次TACE，随后以免疫单药维持。目前已稳定随访超过三年，肝脏局部病灶持续处于完全缓解（CR）状态，期间未启用其他局部干预或更换二线方案。尽管该患者出组后曾出现免疫相关性肺炎，但经激素冲击等治疗后已得到良好控制。这一病例从临床观察层面提示：在合理的多学科评估与精准时序安排下，"系统打底、局部补充“的治疗节奏在临床实际操作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控性。与此同时，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的早期识别、及时干预与规范化管理,始终是临床实践中不可松懈的关键环节。

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以下三个维度值得深入探索：

• 治疗时序决策的精准化：未来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系统回答“序贯 vs 同步”：这一核心命题。EMERALD-3采用的"系统先行1周、TACE续之"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不同患者的最佳时序可能存在显著个体差异，需要基于影像组学、ctDNA动态监测等多维生物标志物建立精准的时序决策模型。本团队的单中心回顾性观察提示，相比一周内紧密同步联合，完全序贯模式的ORR可能略低。但这一结论仍有待更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予以验证。

• 介入治疗手段的多元协同：当前的局部治疗手段已远不止单一的TACE。对于高肿瘤负荷、合并门静脉癌栓、不耐受TACE反复栓塞的患者，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钇-90微球放射性栓塞等多元化介入手段与STRIDE方案的联合，具有广阔的临床探索空间。尤其针对门静脉主干癌栓患者，若侧支循环不丰富、肝脏门脉供血储备不足，贸然实施TACE可能诱发严重的肝功能衰竭。此种情境下，采用门脉穿刺联合放射性粒子置入快速降低癌栓负荷、继而叠加HAIC与系统治疗的策略，可能为这部分高危人群提供更优的获益—风险比。本中心近五年的随访数据观察提示，经过此类综合策略干预，门脉主干癌栓患者的2年OS较以往有了明显提升。

• 精准治疗与生物标志物驱动的分层探索：未来需要建立基于我国HBV相关HCC独特病理生物学特征的"STRIDE方案+局部治疗"应答预测模型。基线PD-L1表达水平、肿瘤突变负荷(TMB)、外周血免疫细胞亚群分群、ctDNA清除动态等多维生物标志物的整合应用，有望帮助临床医生在治疗启动前即识别出最有可能从STRIDE方案中获得深度缓解、进而通过精准局部治疗实现根治性获益的优势人群。此外，对于既往接受过其他一线方案进展后的患者，基于CTLA-4机制差异，STRIDE方案能否通过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实现治疗效应的"持续“，亦是未来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

更为深层次地，本中心所有中晚期HCC患者基本均经过多学科诊疗（MDT）综合评估，根据肿瘤生物学行为、肝硬化程度、门脉高压代偿状态等多维度信息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介入医生若仅停留于技术层面，而忽视对患者基础疾病、并发症的综合评估与管理，则难以真正实现中晚期HCC患者生存时间与生存质量的整体提升。在这一背景下，STRIDE方案的获批与EMERALD-3研究的推进，不仅为多学科诊疗提供了全新的利器，更推动着我国中晚期HCC诊疗策略从“以技术为中心"向“以患者全病程管理为中心”的深层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