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组织肉瘤（STS）是一类起源于间叶组织的高度异质性恶性肿瘤，晚期患者预后差、治疗手段有限。长期以来蒽环类化疗药占据着一线治疗的基石地位，但单药疗效遭遇瓶颈，亟待突破。近年来，随着对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的深入探索，STS的治疗格局正在被重新书写。值此契机，【肿瘤资讯】特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姜愚教授，就晚期STS抗血管靶向治疗的一线突破、耐药精准分层管理及跨线再挑战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度解读，以期为广大临床医生在晚期STS诊疗实践中提供前沿学术观点和实用思路。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
四川省医促会肉瘤与黑色素瘤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肿瘤心理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CACA）肉瘤专委会靶向免疫治疗学组副组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恶性黑色素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癌症基金会肿瘤心理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心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肉瘤专委会委员
打破化疗僵局，树立靶向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新标杆
姜愚教授：在晚期STS的治疗史上，蒽环类化疗药物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传统单药化疗的疗效局限性日益凸显。2025年6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正式批准安罗替尼联合表柔比星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软组织肉瘤患者的一线治疗，这一获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NMPA此次获批，是基于具备高度循证医学证据的ALTN-III-04研究结果。该研究数据显示，安罗替尼联合表柔比星组较对照组（安慰剂联合表柔比星）显著延长了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5.5个月（8.57个月 vs 3.02个月），疾病进展风险显著降低了70%（HR 0.30）；更为亮眼的是，客观缓解率（ORR）提升了近6倍（17.8% vs 2.9%），且联合用药的安全性与表柔比星单药组相当。这一成果不仅打破了传统化疗的单药僵局，填补了国际空白，更标志着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正式迈入晚期STS的一线治疗方案，为全球STS治疗树立了新标杆，彰显了我国医药创新的硬核实力。
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靶向药物与化疗的早期联合为患者带来了多重切实获益。安罗替尼作为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能够高效阻断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重塑肿瘤微环境，与表柔比星联合可产生“1+1＞2”的协同抗肿瘤作用。此前在《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骨与软组织肿瘤诊疗指南（2025）》中，“安罗替尼联合表柔比星”被纳入非特指型软组织肉瘤一线治疗的Ⅰ级推荐（1A类证据），2026版指南在“注释”中增补了安罗替尼联合蒽环类方案的推荐策略：2025年底安罗替尼一线治疗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软组织肉瘤的方案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鉴于蒽环类药物（包括多柔比星、表柔比星等）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和抗肿瘤活性及临床可互换性，安罗替尼联合蒽环类药物可作为适合蒽环类药物治疗患者的一线选择。该更新再度强调了安罗替尼联合蒽环类方案在STS治疗中的重要临床价值。
这种“靶向+化疗”的组合策略，不仅能显著提高肿瘤的ORR，迅速缩小肿瘤负荷，还为部分局部晚期患者争取了潜在的外科保肢手术或局部干预机会。更重要的是，早期介入有效控制了疾病进展，大幅缓解了肿瘤压迫相关症状，从根本上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与远期预后。
精准分层管理：破解抗血管TKI耐药的个体化应对策略
姜愚教授：抗肿瘤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耐药问题，面对耐药患者，我们的核心破局之策在于“精准分层管理”。在临床干预前，必须首先明确区分耐药类型，并根据不同的进展模式制定个体化的后续治疗策略。
在未治疗状态下，VEGF与VEGFR2结合，促使VEGFR2与MET形成异源复合物，同时VEGFR2招募PTP1B等磷酸酶，抑制MET活性，成为限制肿瘤侵袭的“刹车器”。而当使用抗血管TKI后，VEGF被阻断，复合物解离，MET摆脱抑制并被异常激活，反而转变为驱动肿瘤上皮-间质转化（EMT）、侵袭与转移的“加速器”。NRP1/2作为共受体，可进一步放大这一逃逸信号，最终导致STS对TKI的耐药。除上述内源性信号应激之外，外源性缺氧应激和免疫-基质微环境应激也可能通过旁路导致耐药，三大应激相互促进，形成正反馈循环，驱动肿瘤恶性进化。
基于该理论，STS对TKI的耐药可分为原发性耐药和继发性耐药。原发性耐药源于各类先天不利因素的叠加，例如STS细胞先天高表达MET、AXL、NRP1/2，无法形成功能性VEGFR2-MET抑制复合体，导致“刹车器”功能先天缺失；基线三重应激先天活化、正常血管劫持、固有缺氧耐受（HIF‑1α通路高度活化）或血管生成信号通路先天冗余（形成多条并行的血管生成轴）等其他先天不利因素也可能导致原发性耐药。对于原发性耐药，临床上应果断“换机制”，避免原TKI单药的重复使用，应选择其他抗肿瘤方案，或具有其他作用机制的抗血管TKI，并且在策略上倾向于单用或者尽量联合治疗。
初始有效后再次进展的继发性耐药，则往往源于药物压力下的适应性进化。例如MET摆脱抑制持续磷酸化，同步AXL/FGFR/EGFR等旁路RTK上调，启动EMT、干细胞化、侵袭转移；抗VEGF 治疗促使VEGFR2-MET复合体解离、MET异常激活，叠加缺氧、免疫基质重塑形成恶性循环。除此之外，旁路血管通路全面激活，克隆选择由新生血管模式转为血管劫持模式，内皮细胞发生适应性表型改变，代谢共生等适应性改变也可能导致继发耐药。对于继发耐药，需要更细化地评估进展模式，对于寡进展、缓慢进展、快速进展的患者，应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
跨线再挑战：突破后线治疗瓶颈，最大化患者生存获益
姜愚教授：抗血管TKI耐药后的后线治疗，一直是STS领域公认的棘手难题。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一旦对某种靶向药耐药，该药物便在后续治疗中失去了临床价值。然而，医学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行的。通过借鉴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个瘤种中“抗血管生成药物跨线治疗”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通过合理的排兵布阵，TKI再给药完全有可能成为逆转局面的新策略。
前期开展的AN-REATTEMPT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给予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数据证实，在初始安罗替尼治疗进展后，采用安罗替尼联合其他方案（如化疗或免疫）进行跨线治疗，总人群的中位PFS达到了4.17个月，疾病控制率（DCR）高达72.81%（图1），展现出了优异的持续控瘤能力。
为了进一步提供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改变现有指南格局，我们团队牵头开展了AnReSarc这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专门针对至少接受过蒽环类化疗和安罗替尼治疗后进展的晚期患者。虽然研究目前仍在稳步推进中，但截至2026年3月10日，入组77例患者的初步数据已经展现出非常振奋人心的趋势：接受“安罗替尼联合化疗”跨线治疗组的中位PFS达到了6.33个月，而单纯化疗组仅为2.43个月（P=0.0008）。
这接近三倍的PFS延长，强有力地证明了安罗替尼跨线治疗在STS中的巨大临床潜力，更提示了本次临床探索的意义深远。它不仅为前线靶向治疗失败的晚期STS患者提供了一条延长生存希望的新路径，也指导广大临床医生在后线治疗中应打破思维定式，勇于探索联合用药，在延长优势药物生命周期的同时，最大化患者的临床获益。
排版编辑：肿瘤资讯-wx
2026-07-31
38页
川公网安备51019002008863号
本网站未发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的产品信息
收藏
登录后参与评论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