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者“年轻”比“配型全合”更重要？黄晓军院士团队最新研究为再障移植供者选择提供关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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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重要根治性治疗手段。长期以来，HLA匹配程度被视为供者选择的核心依据，全相合同胞供者也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优先选择。然而，随着单倍体移植技术不断发展和围移植期管理持续优化，临床对“最佳供者”的判断标准正在悄然变化：在HLA匹配之外，供者年龄是否可能成为更关键的影响因素？

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院士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 Bulletin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基于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登记组（CBMTRG）全国11家中心795例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首次系统证实：在当代移植技术体系下，供者的“生物学年龄”比传统的“HLA配型全合”更为关键。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配型优先”的传统逻辑，更为临床医生在面对“高龄全相合”与“年轻单倍体”的抉择时，提供了明确的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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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样本长期随访显示：

供者年龄≥50岁显著影响移植结局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重要适应证之一。既往临床实践中，HLA匹配程度通常被视为供者优选的重要依据，全相合同胞供者也因此被普遍认为是理想供者来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院士团队自2000年起持续探索“非体外去T细胞单倍体移植”技术，经过多年临床实践与优化，该方案于2016年被世界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命名为“北京方案”（Beijing Protocol），成为国际主流的单倍型骨髓移植模式之一。

“北京方案”解决了供者来源匮乏的世界性难题——以往仅有20%-30%的患者能找到HLA全相合供者，而该方案使得“父母供子女”“子女供父母”成为可能。根据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登记组的数据，单倍型供者在我国异基因移植中的占比已从早期的不足10%提升至60%以上。在这一背景下，供者选择逻辑正由单一强调“匹配优先”，转向更加综合的风险获益评估。对于“年长全相合同胞供者”与“年轻单倍体供者”并存的临床情境，亟需更有力的循证依据支持决策。

随着“北京方案”单倍体移植技术的成熟，医生发现有些全相合移植效果反而不如单倍体，这促使团队去寻找影响预后的“隐形关键因素”。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随访时间最长的SAA移植队列研究，本研究纳入2012年至2020年间全国11家移植中心795例连续入组的SAA患者，其中563例接受单倍体移植，232例接受同胞全相合移植；428例为一线移植，367例为二线移植。研究从供者年龄、供受者关系、性别匹配、ABO血型、HLA不匹配位点数等多个维度，对移植结局进行了系统评估。

研究不仅观察传统的总生存率（OS）和无失败生存率（FFS），还纳入了GVHD-free/failure-free survival（GFFS）这一更适合非恶性疾病评价的复合终点，即患者存活，且未发生III–IV级急性GVHD、中重度慢性GVHD或移植失败等事件。

从整体疗效看，本研究队列的7年OS为85.2%，7年FFS为83.6%，7年GFFS为76.1%，提示当前技术体系下SAA异基因移植已能够取得较好的长期疗效。进一步的多因素分析显示，供者年龄≥50岁与更差的OS、FFS和GFFS均显著相关：在总生存方面，死亡风险增加2.09倍；在无失败生存方面，风险增加2.18倍；在GFFS方面，风险增加2.13倍。

研究结果显示，供者年龄不仅影响患者是否能够长期生存，也影响其移植后并发症负担和长期恢复质量。对于SAA这类非恶性疾病而言，这样的结论尤具临床价值。

年轻单倍体供者：

不逊于、甚至优于年长全相合同胞供者

在明确了供者年龄的独立影响后，这项研究更进一步，将“供者年龄”与“供者类型/HLA匹配程度”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直接比较，回应了一个困扰临床医生多年的实际问题：当患者同时拥有“年长全相合亲属”（如50多岁的亲哥哥）和“年轻单倍体亲属”（如20多岁的儿子）时，究竟应如何选择？

为此，研究将患者分为四组进行比较：年轻单倍体供者（<50岁）、年轻全相合同胞供者（<50岁）、年长单倍体供者（≥50岁）、年长全相合同胞供者（≥50岁）。结果显示，年轻单倍体供者组与年轻全相合同胞供者组在OS和FFS方面差异不显著；而年长全相合同胞供者组的FFS则明显劣于年轻供者组。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单倍体供者受者的OS和FFS优于年长全相合同胞供者受者。换言之，在特定临床情境下，年轻单倍体供者不仅可作为替代选择，甚至可能成为更优选择。

研究进一步指出：对于接受allo-HSCT治疗的SAA患者，供者年龄对生存结局的预测价值超过HLA差异；年轻单倍体供者，可能比年长全相合供者更值得优先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并非否定HLA匹配的重要性。全文显示，HLA不匹配对OS和FFS未达到统计学显著，但在GVHD和植入相关结局上仍有明确影响；同时，ABO血型不合也与更差的GFFS和更高的急性GVHD风险相关。也就是说，SAA患者的供者优选不应仅停留在HLA层面，而应逐步转向对供者年龄、血型、GVHD风险及长期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估。

未来展望：

从“配型优先”转向“生物学年龄”

供者选择的策略正在经历从“配型优先”向以“生物学年龄”为核心的精准决策转变。研究团队表示，下一步将深入探索供者年龄影响移植结局的深层生物学机制，结合免疫表型分析、细胞衰老标志物检测等手段，进一步优化供者筛选策略。未来，随着对供者生物学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供者选择将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年龄和HLA匹配，而是结合供者的细胞功能状态、免疫特征等多维度指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供者优选。这项研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起点和方向。

这项研究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单倍体移植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为全球SAA患者供者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循证依据。从最初“北京方案”的技术探索，到2016年被国际学术界命名认可，再到如今成为全球单倍体移植的主流方案之一，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代表了一种中国原创的医学创新路径。这一历程印证了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正不断提升。

作者信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徐郑丽副主任医师、许兰平主任医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王顺清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黄晓军院士为本文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

黄晓军院士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其长期致力于解决血液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的关键科学问题。带领团队创建全球首个非体外去T细胞单倍型相合（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北京方案”(Beijing Protocol)，解决了供者来源匮乏这一世界性医学难题。

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