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ASCO前瞻 | 荚卫东教授：STRIDE方案如何重塑外科医生的"可治愈预期"——双免基石驱动下的中晚期肝癌治疗新路径

荚卫东教授：对外科医生而言，总生存（OS）数据是判断一项系统治疗能否真正改写肝癌治疗格局的核心标尺。HIMALAYA研究在“长生存、安全性与缓解度”三个维度提供了相互支撑、互为印证的高级别循证数据，以六年随访的可喜数据重塑了外科医生的"可治愈预期"。

首先是长生存维度层面：HIMALAYA研究全球意向治疗（ITT）人群中，STRIDE方案组6年OS率达17.1%，相较索拉非尼组的8.9%几近翻倍。更具我国临床指导意义的是：中国港台亚组中，STRIDE方案组的中位OS长达29.86个月（HR=0.44），3年OS率达46.3%，获益幅度甚至超过全球队列²。这意味着近半数中国患者得以实现3年以上的长生存，这一长生存标杆的建立，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治疗在肝癌全程管理中的战略位置。

再次是安全性维度上为外科衔接提供关键的临床可行性。就外科视角而言，系统治疗能否与后续手术、消融、移植等局部治疗"安全衔接"，几乎与疗效本身同样重要。HIMALAYA研究中STRIDE方案全球队列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为25.8%，中国港台亚组进一步降至17.9%，且未观察到肝脏毒性的累积加重与出血风险增加，长期随访中患者ALBI评分与Child-Pugh评分保持稳定³。这意味着患者在系统治疗期间得以保留足够的肝储备功能，为后续转化手术、围术期管理乃至术后维持治疗都预留了充分的临床操作空间。

最后是缓解维度层面：在中国港台亚组中，STRIDE方案ORR达33.9%，中位至缓解时间（TTR）仅2.17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长达22.34个月2。更具外科指导价值的是缓解深度与长生存之间的转化关系：HIMALAYA研究探索性分析显示，缩瘤≥25%者5年OS率跃升至50.7%，缩瘤≥50%者更高达63.4%。这一数据值得外科医生高度关注。目前全球肝癌肝切除的5年生存率约为50%，而STRIDE方案在深度缓解人群中所达到的5年生存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这一标杆。"快速、深度、持久"的肿瘤缓解特征，让我们有底气在合适的时间窗内开展手术，真正实现将"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的治疗目标。

此外，就临床决策的实质性改变而言，STRIDE方案的获批，首次为我国uHCC患者提供了一个不依赖抗血管生成药物、且以六年长生存数据为后盾的一线系统治疗选择，这对外科治疗决策路径具有实质性的重塑意义。对合并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倾向、严重蛋白尿或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STRIDE方案提供了一个兼顾疗效与安全的新选项；对潜在可转化人群，其稳定的肝功能保留特征，为后续根治性切除、消融或移植创造了更优的解剖与生理条件；就全程管理而言。“一次引爆、持续维持”的给药节奏与外科“术前减瘤、术后维持”的临床节奏天然契合，为构建以STRIDE为基石的"系统—局部—外科"全程整合策略提供了扎实起点。

荚卫东教授：EMERALD-3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以六年OS数据验证的STRIDE方案前置为联合治疗的系统基石，精准回应了中期肝细胞癌临床实践中亟待破局的三类人群需求：

1. 高肿瘤负荷人群的破局价值。中期肝细胞癌患者异质性显著，基于"6-and-12评分>12“的高肿瘤负荷亚群，单纯TACE疗效已逐渐触及瓶颈，其根本原因在于该类人群往往伴随深度免疫抑制微环境。STRIDE双免方案凭借CTLA-4抑制剂在免疫启动阶段特异性耗竭调节性T细胞（Treg）、解除深度免疫抑制的机制优势，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在效应阶段重启T细胞对肿瘤的识别与杀伤，理论上可在大肿瘤负荷的免疫抑制微环境中提供更强的免疫激活动力，为局部治疗的疗效转化奠定基础⁴。

   
   

2. 肝硬化与门脉高压人群的安全适配。我国80%以上的肝细胞癌患者合并肝硬化，部分伴有门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这是我国HCC人群区别于西方人群的核心病理生理学特征⁵。在既往“TACE+靶免”联合治疗模式中，抗血管生成药物所带来的消化道出血风险使相当一部分高危患者的治疗选择受到显著限制。STRIDE方案不依赖抗血管生成药物，从机制层面规避了相关出血风险，有望成为这类高危人群联合TACE治疗的差异化优选。这一安全适配优势对我国肝细胞癌人群具有不可替代的临床意义

   
   

3. 潜在转化人群的深度缓解优势。EMERALD-3研究将STRIDE方案作为系统基石，叠加仑伐替尼对肿瘤血管的正常化作用与TACE的局部减瘤效应，三类干预手段在机制与时序上形成精密耦合：仑伐替尼改善血管异常与组织氧供，优化肿瘤微环境；STRIDE方案同步重塑免疫应答的启动与效应阶段；TACE则在更有利的微环境中完成抗原释放与肿瘤负荷消减。这一"免疫—血管—局部治疗"三重协同设计，理论上能够为具备转化潜力的患者提供更高比例的影像学缓解与肿瘤降期机会，这正是外科医生最为关切的转化治疗起点。

荚卫东教授：STRIDE方案不仅是晚期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治疗的系统基石，其在中晚期肝癌全程整合管理中的临床价值更需要从外科视角加以深入挖掘。结合本中心的多学科整合经验，以下三个方向值得高度关注。

1. 外科转化窗口的实质性拓展。钇-90作为局部抗肿瘤治疗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已累积开展逾五千例，且多用于肝细胞癌治疗。将STRIDE方案与以钇-90为代表的局部治疗联合，有望实现更高的深度缓解率，而其不依赖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安全性优势，使得既往判定为不可切除的患者更有机会通过双免联合治疗实现肿瘤降期，达到"可手术、可消融、可移植"的治疗节点。与此同时，STRIDE方案与贝伐珠单抗、仑伐替尼等TKI药物的联合应用，亦为转化治疗策略提供了更具弹性的组合空间。这一系列探索的最终目标，是显著提升我国肝癌转化手术的成功率与外科治疗的整体疗效。

   
   

2. 围术期治疗的良好衔接。STRIDE方案的"启动—维持"模式，与外科手术的"短窗口、强干预"特性高度匹配。就新辅助治疗而言，术前以STRIDE方案联合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等局部治疗，实现充分缩瘤与免疫激活，为手术切除创造解剖条件；就术后辅助治疗而言，以度伐利尤单抗维持治疗，可发挥"清除微小残留病灶+长期维持免疫监视"的双重作用。鉴于我国肝癌肝切除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50%–80%，围术期治疗策略的优化具有极为迫切的临床需求⁶。基于STRIDE方案的新辅助与术后辅助治疗，有望成为降低肝癌术后复发转移、提升外科治疗远期疗效的关键路径。

   
   

3. 标准化MDT决策路径的体系化建设。在精准肝脏外科与精准医学时代，MDT已成为肝癌临床治疗不可或缺的决策机制。以本中心实践为例，院层面强制要求对初诊初治肝癌患者进行MDT评估。周四下午开展全院层面的MDT讨论，各病区亦设有常态化MDT机制，同时门诊层面同样遵循MDT规范化治疗选择路径，确保每一例首诊首治患者均经过多学科综合评估。STRIDE方案的获批与EMERALD-3研究的积极阳性结果，将进一步推动外科、介入、内科、放疗、影像、病理之间的深度协作。建议在有条件的中心建立标准化的MDT决策路径——从初诊评估、治疗选择、应答监测、转化时机判断、围术期方案设计到术后维持治疗与长期随访，形成贯穿全程的整合管理体系。

总体而言，MDT协作的真正落地，是将循证突破转化为患者实际生存获益的关键桥梁。更为深层次地，通过MDT工作发现问题，从临床回到基础，再从基础回到临床，实现双向转化。持续拓展肝癌的治疗优化策略，最终在精准医学时代为每一位中晚期HCC患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诊疗。